鼓励公务员打的又是弯弯绕色环电感

鼓励公务员“打的”又是弯弯绕

鼓励公务员“打的”又是弯弯绕 2011：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副区长胡亮信日前公开表示，为解决该区出租车客源不足的问题，政府部门将采取多种措施，包括鼓励公务员“打的”办事。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了一场讨论：这样的公车改革，究竟是节约行政成本，还是打开了新的财政报销“缺口”？（7月9日《工人日报》）　　　　有网友大胆假设，这个区长是否跟出租车公司有关系来往，通过公款消费来扶持一个企业，亏得这位副区长大人想的出来。其实，这位网友不尽然是调侃，也不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将公车改革与扩大出租车消费客源结合起来，的确容易致人联想：在现行行政体制下，打的其实花的还是用公家的钱，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利益补偿的结果未变，最终难免还是要用公家的钱办私家的事。以前是给公务员公车坐，现在给钱让他们去打的，怎么看都像是换一种方式溺爱。　　　　据说中国的公车改革已有13年的历史。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开始，我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改革“点子”。货币化补偿，发放交通费用补贴；取消各部门公务用车，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由政府组建公车出租公司，按企业模式运营管理；向公务人员按职务、级别和工作需要发放公车券，超额自负，等等。手段不可谓丰富，推行力度不可谓不大，可是结果如何，标示“政府出入证”的“奥迪”、“天籁”随处可见，你不清楚坐在里面的人到底是在办私事还是办公事。　　　　从普遍范围看，公车改革的效果即使不是“风雨不动安如山”，至少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公车改革的本质问题不是让大家坐车规范，而是要从根本上限制权力的无度使用。公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公车的享受者心安理得，导致待遇与责任不对等，甚至出现待遇奢侈化与责任荒漠化的极端情形，最终使得行政信用贬值。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出现令人满意的结局，也是因为改革公车，其实就是改革权力，改变官员利益享用机制。要从如此众多的人嘴边拿走公车消费这块肥肉，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公车的主体不是人民，不是人民决定这个官员可不可以配车。实际上，操纵公车改革权柄的人也置身利益纠缠之中，公车改革效果在一层层默许中被“打折”。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轿子文化”。轿子文化的含义是官员因级别差异而乘坐不同大小、不同颜色、不同轿夫数量的轿子，轿子不能乱坐，坐轿的费用官员自己支付，抬轿子的人自己雇。而现代官员坐轿车，却全由国家包办，即使坐错级别的车子也无所谓。中国人好说话，可能一个乡长坐奔驰，对当地人来讲也没什么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坐车办公天经地义，只要是工作需要，可是现在有多少干部是把坐公车当作提高为人民服务效率的工具？在昭示权威身份和不可侵犯性等方面，现代公车堪比封建轿子。　　　　回到厦门鼓励公务员“打的”这一问题上来，为什么一个还没有形成具体方案的试探性发言一开始就遭到公众质疑？说白了这种改革是动机裸露在外的自利表演，拉着改革的幌子把公务员推进出租汽车，固然可让的士司机有钱赚，可因此出现的自利漏洞政府财政必将堵的满头大汗。这种不改权力的弯弯绕，算什么公车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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